/後記
邀黎紫書替這本小說集寫一則序，是我很久以前就想做卻一直沒做的事。現在我還記得當初是怎麼和她說的。那是一個晚上，我們約好了要去探訪一位長輩。她開車，我本來印好的地圖卻忘了帶上，結果全程有點冒失。途中打了幾個電話探詢，才問到了長輩的正確住址。那地方我們不是第一次去了，可隔些時日再走，居然有不曾前往的陌生。
好不容易與長輩見過面，然後是回程。時間更晚了，路卻是原來的路，可能因此而精神放了鬆。我以為我們那時才算聊起了天。
她說了一則關於信任的故事：還在中國的時候，一個經常瀏覽她網誌的女子有一天忽然寄她一封信。她們不曾見面，甚至從來沒有過交談。女子說，隔日一早就要到醫院去做人流手術。
我記得那時我問：你怎麼回她呢？
末日前驚花一瞥
Glimpse Before The End of The World
尼雅、賀淑芳、梁靖芬、陳頭頭、劉藝婉 文字＋攝影展
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7日（星期二休息），10am~8pm，月樹
搞笑會兼不專業展覽開幕：末日後我們沒有爆炸唯有搞笑
夥伴們說，富都監獄如今只剩下一小段的斑駁圍牆。裡頭的建築近乎拆卸一空。
想來工程再也無法逆轉。從此，幸運的話人們會記得那裡曾經有座監獄。不幸的話，將來進出的人不會知道那裡怪事傳說的來源。呵，這是危言聳聽。
然而你可曾想過，人建起來的哪一種建築，收藏了最多的夢？
學校、戲院、電影院、圖書館？洲際大飯店，還是音樂舞廳？
——John Berger這樣問了後，說：可不可能是監獄？
喜歡最近兩則與退場相關的小事。
一是西班牙Borja小鎮81歲的老太太Cecilia Giménez修復了教堂裡一幅19世紀的耶穌像，卻因“技術沒掌控好”（老太太說），把眼神投向上天的耶穌修成了斜視觀眾的圓臉。新聞曝光，原畫、修復前、修復後的對比照片傳遍世界，老畫退場，“新畫”——你難道不覺得它有幾分立體派的趣味？老太太理直氣壯，說不忍心看那畫繼續斑駁掉漆以至完全消失，教堂的神父也一直知道她在修補畫作，她不曾偷偷摸摸地行事。後續新聞報導，承受巨大壓力且可能被教堂起訴的老太太得了憂鬱症，終日足不出戶。然而越來越多人來到她的小屋前留下支持與慰問的鮮花。
“美”是甚麼？“破壞”是甚麼？一碼歸一碼，生活裡的事極少能用泛泛假設來比擬。老太太好心，做壞了一件事，但不見得是件壞事。我想，博物館失火時寧可先救一隻小貓的西西也會接受她。
另一是倫敦奧運開幕禮上的田園風光，那環節表演完畢轉向工業社會的場景時，運動場上的草皮、茅屋、欄杆、稻穗等道具居然由現場演員大剌剌地用手抬起，一塊一塊地扛著退場。那樣一退就退了好幾分鐘，是表演的一部份，聰明的鞠躬。新聞說事後所有演員都能從中挑一件自己喜歡的道具帶回家。那是多麼詩意且實際的退場方式啊。
寫到這裡，得和《走走看》的讀者們說說再見。專欄寫了兩年多，幾乎每一則都處在邊走邊看的狀態底，經常寫了上一個句子，才來盲人伸腿地探索下一步、下一句，作者自己幾乎是跟著想像中的閱讀者並肩而行，看看彼此能抵達甚麼境地的。無人能比誰快步。於是這裡那裡皆是“忽然想到”的足跡。據說海明威有一段軼事：他每個晚上停筆前必已知道明天要寫些甚麼，不知道的話是不會停筆休息的。這樣的功力與執著固然讓人神往，可我也實在捨不得邊走邊看時往往神來的奇遇。磨蹭寫稿很痛苦，但說服了自己便也能處處是快樂。這兩年寫得還算快樂，僅僅有點累。
在大家滿懷熱情地從“好奇”號傳回的火星高清照片中尋找人類手指、拖鞋、飛碟以及外星生物的踪跡時，我的朋友阿受同我一起在網上抽了一回幸運獎。據說最厲害的獎品是一枚“海洋之心”——那顆1912年隨鐵達尼號消失的藍寶石。
27日午夜（因為時差），阿受在網上追看一場挪威電視直播，主角是一個收藏了整整一百年的郵包。郵包外皮上寫著：1912年8月26日封存，2012年8月26日開封。封包的人今天已不在，沒人知道裡頭藏著些甚麼，而此時正是解開真相的一刻。
前綴節目很長，阿受呆呆看了一小時，畫面上還是挪威人載歌載舞的樣子。最想睡著那刻我剛好遇上了阿受，聽她發了段小牢騷，順便上網探了探她口裡好玩的事。
1912年8月26日，有位叫Johan Nygaard的挪威烏塔鎮人為了紀念300年前一次勝利的戰役，封存起一個小包裹並定下一百年後才能開封的規矩。3公斤重的郵包後來交到市議會手中，再輾轉讓給了博物館收藏。它躲過兩次世界大戰，還差點被當成不重要的玩意隨手拋棄。守護郵包的人卻沒忘記Nygaard留下的神秘諫言：有一天，它一定會讓後代子孫歡欣受益。
就那樣，一百年後的我和阿受坐在各自的電腦螢幕前等待。郵包終於被抬上場，看來有一個成年男子的肩寬。牛皮紙外打著井字繩，繩末壓著紅色的蠟印。兩位博物館員請當地市長剪開繩子，小心翼翼地把牛皮紙掰開。第一層掰開了，裡頭還有第二層。第二層掰開，是另一個綁著繩子的郵包。大家都笑了。博物館員出其不意地開了個玩笑：“呃，這上面寫著：再等一百年才拆吧，哈哈。”
在吉隆坡海外華文書市裡聽台灣廣告人李欣頻演講，說她平日閱讀喜歡同時用不同顏色的筆在書上劃重點。她身份多元，時而是文案寫手時而是旅遊達人，除此還是大學講師與暢銷書作家，於是不同顏色的筆就像不同身份的目光，精確標出不同專業的需求。這樣一遍讀下來就像好幾個人同時讀完一本書，能撿拾的都撿拾了，效率自然好。
那技巧聽得我呆愣又神往。寫字的人多半有某種假扮分身的癖好，寫了一段字，今日假裝自己是某甲重讀那則文，暗忖著某甲閱讀的心思；明日又模擬自己是某乙，猜他看到了那段字時又該怎麼想。可這多半是作者好玩或自戀的癮頭，而不在於重點的取需。紙頁前注視的目光，更常是源於單一完整的個人——甲就一整個的甲，乙就是一整個的乙；極少是像李老師那樣，體內依存的所有人都同時間睜眼、同時段存在，以致她無需一再重讀。那是多強大的分身練習啊。
像人體奧妙無比的器官，你吃下一頓飯，它們就替你自動分解與謀劃，安排這一份應該被運往腳尖，或那一份理當上堆作腦髓。所有的勞作同時進行，亦像機動神手赫然收爪，筋絡井然有序。
關於“劃重點”這回事，我還真有點八卦。只要逮到機會，即愛偷看別人在書裡劃下的印記，是以從不介意讀舊書。印象裡有一回，忘了甚麼場合的飯店內遇見即將退房回台的某小說家，他隨身的一本小說看完了不打算再帶回去，便問了同在現場的夥伴要不要。夥伴說好啊。遞書時小說家有點不好意思，直說“如果你不介意”，並仔細把書裡的摺頁鋪平拉好。那刻我就瞄到書裡畫了密密麻麻的黑線條，不是筆直的，每一條都像興奮抖動的腦電波。
書是那陣子很熱門的《斷背山》。小說家自己的小說已經很神勇，一本暢銷小說在他眼裡仍有那麼多厲害的地方，自然更讓人好奇——好奇小說家思考的線索，更甚於書裡既定的內容。可惜來不及細讀。
好幾年前的花踪世界華文文學獎的得主是西西。她沒在頒獎禮上出現，但寄來了一卷錄像，用粵語朗讀了自己的一首詩《白髮朋友》。那時還有點扼腕，沒能在這土地上見到她的身影。但原來，她是到過馬來西亞的。可能是身體還比較硬朗的時候。她的《猿猴志》就寫了那一小段經歷。來做甚麼呢？專程來看紅毛猩猩與熱帶雨林。她去了山打根的史必洛保育中心，也去砂拉越的實蒙谷野生動物保育中心，連新加坡的野生動物園，都去過了。
不讀不知道，讀了《猿猴志》，才知道她有多認真。我覺得她對猿猴付諸的關心與精力，或許要比縫毛毛熊和搭建娃娃屋要來得多，許多知識，也是邊看邊學的，像保育中心的員工慢慢觀察摸索，才學會不應該把香蕉剝皮、切片後給保育中心內的猿猴吃。因為猿猴野放歸林以後，會把撿到的原生香蕉丟掉——那和它們之前看到的香蕉不一樣啊。西西說那真是教學相長，我們讀這書，又何嘗不是邊看邊學。
原來不是所有猴子都能吃香蕉。有一種科屬的猴子叫葉猴，就是不能吃水果的。它們只能吃葉子。又譬如加里曼丹島上的長臂猴，吃的是很硬的樹葉，要靠四個胃裡的細菌幫助才能慢慢消化。那些胃讓它們不能吃花朵和水果，因為花果的醣份會發酵，讓它們胃脹而撐死。所以人類要幫忙就得有知識，不能好心做壞事。
我想起上回在緬甸，和夥伴乘渡輪渡過仰光河到城市對岸的村落。那河不算寬，乘渡輪到對岸只要二十幾分鐘，但船身不斷圍繞著一群海鷗，船停泊時它們漂浮在水面，啟航後它們就追靠著船艙飛行。起初以為海鷗們愛湊熱鬧，後來才發現是因為船上有小販在賣花生與零食，讓船客餵海鷗。小販多是孩童，一個個長得天真無邪的樣子，還不時主動往天空撒花生，讓海鷗凌空飛啄大顯滑翔的身手。經年累月地撒，終於養出一大群死忠的海鷗與後代，忘了本來的吃食，只曉得跟著船體飛過來又飛過去。看著那些畢竟是自力更生的小孩，一邊是生計的希望，一邊是食物鏈的影響，你要助人，還是救鳥？
《猿猴志》還有一道問題很有意思。西西在前言開宗明義地寫：如果美術館失火，你會先搶救一幅名畫，還是一隻小貓？西西說，她的答案和許多年以前一樣：救貓。
到吉隆坡The Venue看陳昇現場演出，動容的不僅是只要音樂前奏一響，大家就知道是甚麼歌的投入感，還包括最靠近舞台的老歌迷整晚互相敬酒起哄的歡樂。他們動作真大，且很有青春宛在的架勢。陳昇在台上深情唱著“是20歲的男人就不該哭泣”，他們舉起四根手指毫不介懷地搖擺，硬給那歌多加了20年安慰。
儘管也有聽眾默默喝酒安靜聽歌，但當陳昇說他想散散步隨即跳下台走到人群中吟唱時，現場就瘋了。那晚陳昇原穿一件奶白色長袖外套，內搭印著nemo魚臉的水藍色T恤，開場數首歌後忽然脫掉外套轉身搖臀，大家才發現他玩笑賣弄的除了不曾纖細的腰，亦包括T恤背後一小瓣可以左右搖擺的魚鰭。他在台下走動時有人好奇伸手逗弄那魚鰭，稍稍往左彈又往右撥撥，生活故事再重的人似乎都活潑輕盈了起來。
全心全意唱歌看來最快樂。除了新寶島樂隊的合唱曲，那晚陳昇唱的多是他早期的歌。選擇那些耳熟能詳至幾乎每一首都能搭配一段往事的旋律，不知是因為考量到易於製造氣氛，抑或其實是主辦者的貼心與私情。（他都說，我有30張專輯呐！選歌很頭痛。）全場大合唱的場面彷彿宣告大家的過去都只有一天，而那一天剛好就只唱著那些歌。所以大家來聽歌亦像是大家來敘舊。時光機就在這樣的情況底付諸了實現。
據說霍金曾跟人打賭，稱時光旅行是不可能的事。他用的方法，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看成是令人忍不住微笑的脾氣。2009年他辦了一場時光旅人的餐會，準備好一切的美食與飲料，卻在餐會時間過後才把請柬發出去。未免實驗失敗，餐會結束前一切都保密。他說，倘若人可以借助時光旅行穿梭古今，那必將有過去或未來的人拿著請柬來參加他的爬地。可惜最後誰也沒到來。因此，他說，因此，這世上並不存在甚麼時光旅行，也不會出現甚麼時光運載器。那道理想了半天我還似懂非懂，卻又無法不懷疑霍金其實知曉時光機的秘密——他或許知道那不是物質的機器，於是用了形而下的比喻來反證心機。既然方法像遊戲，那我們何妨更大膽地猜，諸如陳昇這樣的夜晚即是時光機的大椅座之一。
有朋友感嘆原來陳昇近幾年持續在生產新歌，唯青春期一過追慕的能力就迅速封了印。他新專輯發行的速度其實不慢。但我們記歌詞的本事越來越弱，加上他的新歌越來越神勇，便都跟不上了。我倒很想推薦他兩年前那一張《P.S. 是的，我在台北》裡的〈拿起來放下〉——歌是越來越難跟著唱的了，然而裡頭一再呢喃的“拿起來放下放下再拿起來”無法不聽進心裡，不論說的是感情或誠實，是道德、尊嚴或信任，都讓人恍然大悟，且除了聽他唱時猛點頭也沒別的事可做、可改動了。他始終往前往前而我們，或許因為好不容易才能看他一次於是總盡力緬懷緬懷。
想起六、七年前還承受得了徹夜不眠的北京KTV時光。因午夜時段便宜幾倍，加上廂房裡其實無窗看不到時間，於是同學總愛選約那時段釋放歌癮。也不記得有人睡著，次日清晨七點準時離開廂房騎著腳踏車回學校宿舍，洗把臉又可以背起書包去趕那八點十分的早課。從容一些的則可以小睡兩小時，十點十分的課，十點踩著腳車施施然出門還不太緊張。
其實廂房裡時間飛快。經常連唱幾首又休息幾首，像車子在道上走走停停，看看山看看海的，終點就到了。且幾乎每回氣氛都很熱烈，因大家有不同的背景甚至來自不同的國度，看彼此選唱什麼也很有意思。回來以後再也沒魄力夜唱，連電影午夜場也幾乎沒有，一來體力，二來治安，都處於每況愈下的窘迫。印象裡那時同學們唱過的兩首歌，回國以後這裡較無人吼。
一是某次，山西來的同學A唱了唐朝樂隊的《國際歌》。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搖滾版的《國際歌》。同學A五音不全卻深情款款地唱（是的，原是搖滾版）：“起來／飢寒交迫的奴隸／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／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／要為真理而鬥爭……”每一條原該是感嘆號的斜杆，都被同學A唱成了婉約的逗號。後來不知誰先忍不住，一入副歌最末那句“英特納雄耐爾／就一定要實現”，房裡所有人都附和著大聲亂吼，好像英特納雄耐爾（International）就在那齊聲大吼裡瞬間實現，什麼共產什麼資本也早已世界大同。
另一次的難忘源於平日穩重、頭髮總紮得一絲不苟的學姐。那並不是一個通宵達旦的瘋狂之夜，卻是北京KTV時光中動人的一晚。學姐唸博士班平日最忙，課業最重，較少與大家到KTV沒來由地混。即使來了，也常靜靜坐著微笑拍手，偶爾陪唱幾句副詞，聲音也是小小的，不是害羞，僅天然淡定。可那晚，同學A鐵了心地鼓動學姐獨唱。推辭數回後大概情緒積攢得差不多，學姐終於接過了麥克風點了一首《一無所有》——無需王杰那樣神經質地質問一無所有的人是誰，而是那年代迅猛地冒頭又很快被壓的崔健版一無所有。
說真的，我從沒聽過那麼混亂猶豫的聲調。學姐幾乎每一個詞都不在音準上，她唱“我曾經問個不休／妳何時跟我走”幾乎是口白；她唱“可妳卻總是笑我／一無所有”，小聲陪唱的同學幾乎接不了口。好不容易等到的高潮，那一句最有共鳴的“喔／妳何時跟我走；喔／妳何時跟我走……”終於所有人都喔噢起來。學姐始終旁若無人用她自己的節奏努力認真地唱，也沒越唱越大聲。那是2004年冬天的事。可那刻我懷疑我們都回到了各自的1989。我很意外學姐會選唱這歌。她過後什麼也沒說。畢業那年我回馬，學姐遺憾地說，很難去探望你了。因為學姐仍然是軍人身份，不能隨便出國。
